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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-1-19 6:4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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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↑鲁迅

 

  □刘永加

  春节过完了,大批农民工和大学生纷纷踏上了求职的征程,开始了新一年的奋斗。

  而在民国时,由于社会动荡,经济不发达,人们求职更不容易。先来讲个就业的故事:据《中州轶闻》载,那时,有个河南人叫靳志,他不仅致力于国学研究,还留学英法,精通英文、法文。正因为他精通此两种外语,先是被录用到外交部工作,后又到重庆另一个部做笔札工作,正好用他中国旧文学的功底。他曾经自我解嘲说:“亏我洋货国货俱全,可供顾客选购。”可见在民国时,没有两把刷子,想谋个好差事真是难啊!

  我们来看看那些民国名人和一般百姓的求职就业之路是如何走的。

  1 名人也借调

  鲁迅先生就曾有过一次借调的经历。据《金陵掌故》载:1909年鲁迅从日本留学回国,先后在绍兴几座学堂任教或做监督(校长),后因鲁迅对绍兴军政分府都督王金发的行为进行抨击,受到威胁,工作很不顺心。就在这时,鲁迅接到好友许寿堂的来信,邀请他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帮忙。这样,鲁迅离开故乡前往南京。鲁迅对此回忆道:“然而事情很凑巧,季茀写信来催我往南京了。爱农(范爱农)也很赞成,但颇凄凉,说——‘这里又是那样,住不得。你快去罢……’我懂得他无声的话,决计往南京。”

  1912年元旦,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,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。虽然政府的各个部门都已经成立,但大多是空架子。拿教育部来说,当时只有总长蔡元培,次长景耀月和一个会计,且连办公用房也没有。蔡元培找到许寿堂等人帮忙,看来许寿堂也是借调过来的,他们从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那里借到几间房子,直到1月19日,才正式对外办公。

  当时的教育部,按照临时政府的规定,主要是“管理教育、学艺及历象、礼教事务”。工作人员没有明确分工,也没有明确职务。鲁迅来到后,同许寿堂一样都是部员,除食宿免费外,每人每月有30元的部员津贴。当时,鲁迅的工作,一是对形势和政策进行宣传演讲;二是收购图书,准备建立中央图书馆;三是创办《文教》杂志。

  就是这样一份借调的工作,还差一点因为鲁迅太过耿直,被弄掉了。一次,蔡元培受命北上北京,次长景耀月来代理部务。此人好大喜功,只知扩充自己的势力,引用私人,忽然开会要办杂志,鲁迅不睬他,他也不太识人,暗中开了一个名单,送请大总统任命,竟把鲁迅的名字给无端除去了。幸而蔡元培回来,赶快把这件事撤销了。

  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在“南北议和”中一再退让,孙中山不得不辞去大总统的职务,袁世凯就任大总统,南京政府也迁往北京。3月下旬,蔡元培宣布教育部正式解散,并向北京政府推荐了一部分部员,其中就有鲁迅和许寿堂。5月初,两人乘船由海路北上,去北京政府教育部任“荐任佥事”。鲁迅在南京政府教育部的借调生涯就此结束。

  另外著名翻译家、儿童文学作家叶君健也有过借调的经历。据《京华风云》载:抗战爆发后,正在日本从事英语、世界语教学工作的叶君健回到祖国,被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推荐到湖北随县的一个中学教英文,此时正在武汉的好友冯乃超和张光年推荐他,借调到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七处工作,任务是用英语对外宣传。后来同样被借调到三厅工作的还有著名作家郁达夫。可见那时的名人虽然有能力,但要是没有人推荐,找一份合适的工作还是很难的。

  2 名家助人就业

  名家有时自己就业都很难,尚需别人推荐,可是一旦他们有能力帮助别人时,他们会义不容辞,向求职者伸出援手。据《陪都星云》载:徐悲鸿先生曾在重庆慷慨赠送“两匹马”,扶持青年陈汝言开起了上海杂志公司。

  1938年,江苏太仓籍的青年学者陈汝言流亡到山城重庆,他看到沙坪坝高等学府林立,学生上万,却没有一家像样的书店。现有书店,只是经营一些无关抗战甚至趣味低级的读物,便决心开一家好书店经营世界名著等。但是他此时囊中羞涩,经费从何而来呢?当时,支持他开书店的知名教授很多,有胡小石、傅抱石、范存忠、吕天石、陈之佛、柳无忌等,可是他们也都是度日维艰,爱莫能助。这时,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给他出了个点子:“要钱只有找徐悲鸿,他的画是热门,最好卖,‘一匹马’就是五百元。”那时,徐悲鸿以热心社会公益事业著称。抗战以来,他曾屡次将在新加坡、吉隆坡、新德里和昆明、贵阳、重庆等地举办画展的收入全部捐献,救济离乡背井的难民。

  陈汝言到江北盘溪石家祠堂找到了徐悲鸿。徐悲鸿听了他的想法,对这位小同乡很是赞同地说:“你想办个出版社,我支持。我虽然不是大富翁,出点钱作开办费还是可以的,不过你要办出自己的特色。沙坪坝是个文化区,知识分子多,应多出版些世界名著和国内的好作品,你回去先找中央大学的一些知名教授做编委,然后来找我拿钱。”不久,陈汝言再访徐悲鸿,听说有八位知名教授担任编委,徐悲鸿便立即拿出一千元交给陈说:“这是‘两匹马’的价钱,给你作开办费。”不久,上海杂志公司便在沙坪坝正式开张,发起人为徐悲鸿,主编是柳无忌、徐仲年。此后,书店果然不负徐望,有系统地翻译出版了一批世界文学名著,深受莘莘学子的欢迎。

  另据《羊城撷采》载:鲁迅先生也有过开书店的经历。1927年1月,鲁迅正在中山大学任教,为活跃广州青年的文化生活,他在羊城芳草街四十四号开了一间书店。因为店面不大,卖的都是北新书店的书,所以叫做“北新书屋”。其实,这家书店,鲁迅只是做个“后台老板”,平时都是交给许广平的妹妹许月平料理,从而解决了许月平的就业问题。

  3 名人卖字养家

  民国时,就业难吃饭难,真是比比皆是,就连一些名家也时常遭遇无米下锅的尴尬境地。好在他们还有一技之长,有的就以卖字卖文为生。

  据《津沽旧事》载:天津有一个很有名气的末代翰林叫高毓浵,书法功底深厚,深受人们喜爱。上世纪20年代时,高毓浵一家寓居上海,就是靠卖字养活一家老小。高毓浵的润例是:楹联及屏幅四尺以内四元,五尺六尺各加一元;堂额每字一尺四元,二尺八元;扇面跨行四元,单行八元;碑志百字十元;篆刻每字一尺八元;题签二元。篆隶金石甲骨加倍。另有文例:散文每篇四元,骈体加倍;诗词题咏每首四元,绝句小令减半。在当时翰林公中,他订的价格并不高。合作的纸店纷纷要求他提价,他不为所动,常常谦虚地说:“论我的字,本不值这么多钱,他们买的只是我的翰林图章。”

  高毓浵一家住在上海租界,三楼三底的一套住房,租价相当高,他共有四个子女,上学的学费也不是一笔小数字,包括一家人的吃喝拉撒,全靠他卖字维持。高毓浵每隔四五天就能接到二三十件订单,他要集中一天写完。由其妻子一早用尺寸较大的墨海研墨,这需要一上午。高毓浵午后才开始写字,一直写到深夜,往往要到墨用完为止,因为到次日,隔夜墨就不能用了。这些生意基本能够养家糊口了。每当碰到巨室豪门的寿辰日,他们寿堂都要挂寿屏,每堂需要八至十二条不等,这种生意最挣钱。高毓浵连作带写,大约五六天的功夫,一堂寿屏润笔合计可以收入二三百元,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。每到这时,高毓浵全家就改善生活,下馆子、看大戏,尽情游乐一番,花费还不到十分之一。

  无独有偶,北洋政府时的众议院议员林长民,在曹锟贿选总统时,面对曹锟开出的一张选票五千元高价,他毫不动心,并公开反对。事后林长民避居天津,以防迫害。据《闽海过帆》载:林长民寓居天津后,找不到工作,一家老小生计出了问题,因为他工书法,得柳公权之遒劲,无奈只有卖字为生,他自题润例云:“去年不卖票,今年来卖字。同以笔墨换金钱,遑问昨非与今是。”他自己一语道破其中玄机,可见其高风亮节。人们敬重他的为人和书法,前来求书法的甚众,一时收入也不比贿选票价少,使他们一家渡过了难关。

  另外,据《海上春秋》载:著名作家张天翼,三十年代时,寄居其姐姐家里,他姐夫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官员邵元冲,可是他却不依靠姐姐家的权势谋得职业。当时他在南京,没有固定工作,仍以写作为生,而那时的稿费每千字也只有二三元,生活十分艰苦。可是他仍然活得有滋有味。

  4 合营饭店,人人做老板

  在那个名家生存尚且困难的时代,百姓的生计可想而知,可是他们能苦中作乐,自谋职业,走出自己谋职就业的路子来。据《八桂香屑录》载:抗战初期,在广西柳州鹤山旁河南路上段开了一家名叫“七·七”的饭店,更与众不同的是老板、账房、侍者、卖手、饭司务等,都是二十来岁的大学生和高中生,他们来自五湖四海,朝气蓬勃。每天边工作边学习,互帮互教,取长补短。饭店开得热火朝天。

  他们采取合作经营的方式,人人既是老板,又是工人。每月结账一次,他们还从盈利中拿出百分之六十捐助各自的同学——在前线工作的战地服务团团员。有时,他们利用顾客候车、等人的空隙,开展形式多样围绕抗战的时事问答,宣传抗战;答对的顾客奖励一碟小菜、一件点心或一份小礼物,答不上的顾客他们深入浅出地解释。这一生动活泼的形式很受顾客欢迎,因而店内从早到晚,座无虚席。

  1939年2月,著名记者陆诒撰文在《新华日报》上介绍了这家别开生面的饭店。

  这样的好点子,也不是偶然现象,而在北国的哈尔滨还出现了一个“一毛钱饭馆”。据《黑土金沙录》载: “九·一八”第二年的冬天,哈尔滨道里中国四道街出现了一个小饭馆,匾额上书“一毛钱饭馆”。这个饭馆是当时的一些文化人开的,当时在哈尔滨的一些左翼作家比较困难,中共满洲省委派人出面,联系了刘昨非、王关石、白涛、冯咏秋、黄田、裴馨园等六个进步文化界人士,共同筹集资金,租赁房屋,雇用了一个厨师。一切准备就绪,他们在门前放了挂爆竹,就开业了。

  小饭馆的设施虽然简陋,但很洁净、文雅。墙上挂的都是画家们的画。跑堂的都是些文化人,都很朴实热情,加之他们以经济实惠为宗旨,吃一顿简便的饭,只需要一毛钱;一盘熘炒,也是一毛钱。薄利多销,顾客盈门,普通市民都愿意到这里就餐,一时生意兴隆。尤其是一些文化人,当时在哈尔滨的舒群、罗烽、白朗、萧军、萧红、方未艾、唐景阳、金剑啸等许多作家、画家、编辑、记者、教师,都是这里的常客。因此这里成了哈尔滨进步文化界人士经常聚会的地方。

  5 官场求职有喜悲

  如果说一些名人和百姓,为了生计可以卖字、开饭馆,那么官场的人们求职是啥样呢?杜聿明作为堂堂的国军将领,当年曾拒绝其从弟杜聿功的求职请求。据《三秦轶事》载:1935年,杜聿明任国军二十五师副师长时,其从弟杜聿功没有工作,就写信请他给谋份差事,结果杜聿明拒绝了。他在给杜聿功的回信中说:“为伊设想已久,皆觉无适当工作,因外间作事,非文必武,此二者又非伊之长,欲谋其他事务,则政府限令军人不得干政,虽欲力为亦无门可告,故再四思之实觉为之难也。”

  杜聿明应该是一个遵纪守法、按章办事的军人,其弟在他这里求职无望,相信读了此信后也会慢慢理解他的。

  哥哥是高官谋职都靠不上,那么自己去跑官的有效果吗?据《两浙轶事》载:抗战初期,原浙江省军管区国民军训处少将处长王梦,是黄埔一期的学生,也是蒋介石的嫡系门生。

  1939年春,王梦获知蒋介石将对人事有所调整,便想去竞逐中将军长,特将处长职务暂交与别人代理,自己乘小轿车由浙江金华出发,星夜兼程赶往重庆。由于星夜行车赶路,王梦很疲倦,结果就进入了梦乡,同时行车时车门又没关好,以致几次颠簸震动后,车门自动打开了,车行至湖南的一个桥上时,睡梦中的王梦竟掉到桥下的河里。司机发觉后,立即赶回寻找主人,将他从河里救起。王梦已不省人事,送当地医院抢救。后来命算是抢救过来了,可是双眼神经受重伤,造成了斗鸡眼,面容破相,住院达半年之久。这时重庆人事调整已告结束,王梦再回到金华时,他原来的处长职务,也被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的连襟所代替。这真是有猪头没庙门,王梦的升官美梦就此终结。

  本版统筹 李素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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稿源: 百度新闻源  2017-1-19 6:44     编辑: 赵经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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